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各方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及深层次改革尤为关注。

就中国经济短期及中长期增长、提振内需扩大消费、治理“内卷式”竞争、深层次改革等热点话题，界面新闻近期专访了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尹艳林。

关于中长期经济增长，尹艳林表示，2026年-2030年GDP预期年均增速目标设定为“5%左右”较为适宜。这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政策定力，有利于增强企业投资信心与居民消费预期，为2035年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关于扩大内需，尹艳林表示，未来提振消费，除继续实施好“两新”政策外，关键在于打破隐性消费限制，取消过时的购房购车等限制政策，系统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限制。

对于“反内卷”，尹艳林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治理“内卷式”竞争和此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比。虽然二者都是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包括宏观背景不同、涵盖行业不同、政策举措不同。

比如宏观背景方面，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同时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内需不足，总量不平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结构性矛盾并不居主要地位。

对于改革，尹艳林在其新著《深层次改革：中国经济的难题与突破》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表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打破思想障碍、利益壁垒，坚定信心，鼓足勇气，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下半年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可适时加码

界面新闻：上半年GDP实现5.3%的增长，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又面临哪些挑战？下半年政策如何发力？

尹艳林：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刺激效果持续显现，出口韧性充分展现，新动能成长势头强劲，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均提升0.3个百分点，超出多数市场机构预期，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高的。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经济运行面临多重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仍比较大，要顺利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下半年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

一是充分释放现有存量政策效应。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可适时加码，启动新一轮“有规模”的投资计划。

二是持续激发消费潜力。继续实施好“两新”政策，系统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加快培育壮大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新增长点。实施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加强部门协同，简化办理手续，推动政策尽快落地。

三是加力扩大有效投资。高质量推动“两重”建设，发挥重大工程引领带动作用。改变政府推介投资项目的方式，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大力度促进民间投资。

四是更大力度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把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结合城市更新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多管齐下释放改善性需求。

此外，要做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改革开放、民生保障等工作。

界面新闻：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短期和中长期的走势？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哪些深层次挑战？

尹艳林：过去5年，国际环境异常复杂，百年变局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激烈，全球又遭遇了百年疫情冲击，国内需求不足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2021年至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速分别是8.4%、3%、5.2%、5%，先后跨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三个台阶。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5.3%左右，如果稳增长的政策持续下去，2025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经济总量也将跨上140万亿元的台阶，“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将在5%以上。

当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主要是内需增长机制不健全，扩大内需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堵点、障碍，限制性消费政策仍大量存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没有真正落实，利率调整缺乏弹性，导致实际利率偏高抑制企业融资和居民借贷需求。

二是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主要是人才培养引进体系不适应，特别是现行教育体系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和高校管理体制仍比较僵化，缺乏有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机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严重不足。现有金融结构，很难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

三是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问题，表现为地方债务特别是部分地方隐性债务问题较大。主要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不顺，地方政府面临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预算约束软化，举债行为监管缺位。

事实上，目前内需不足的总体状况说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以上，至少5.5%左右。“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虽然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我国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优势将更加彰显，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也不会变，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界面新闻：五年规划中，经济增长目标尤为各方关注。“十五五”经济增长目标应该如何设置？

尹艳林：根据当前国内外环境来看，“十五五”期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依然存在，国内则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转型等挑战，而且离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更加接近，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目前，国内经济界学者倾向于“十五五”规划有必要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这有助于明确发展方向，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

“十五五”期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经济潜在增长率及国内外发展环境等因素。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出发，专家测算普遍认为在4.8%或5%左右较为合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约为3万美元左右，而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1.34万美元。据此估算，到2035年前，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要在4.5%以上才能确保实现该目标。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未来5年需保持GDP年均实际增速不低于4.8%。

根据有关机构研究，“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约为5.01%。这样，2026年-2030年GDP预期年均增速目标设定为“5%左右”较为适宜。这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政策定力，有利于增强企业投资信心与居民消费预期，为2035年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内需不足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很大

界面新闻：从当前经济运行来看，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在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供需两侧各面临什么问题？

尹艳林：从宏观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主要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突出，虽然也存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但主要是需求侧问题。

从消费需求看，目前普遍对消费增长存在可持续担忧，“以旧换新”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持续减弱，补贴政策还产生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集中补贴活动导致消费需求提前释放，后续消费动力不足。拉长时间看，近十年特别近几年来，消费出现了明显波动，我国消费增速已从两位数降到1位数，疫情前的2019年也仅增长8%。2024年，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刺激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这样的消费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

从投资需求来看，受民间投资和第三产业投资下降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下滑加快，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6%，比上半年回落了1.2个百分点，已连续4个月回落；1-7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5%，这是自2023年9月以来月度累计的最大降幅。主要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价格下行、企业竞争加剧，项目储备接续不足，相关市场主体缺乏投资的意愿，投资决策更趋谨慎。此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传统基建投资的高峰已过，新基建的替代作用还不够。更为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不足，因为地方政府面临收支平衡压力，民生保障和“三保”任务加重，部分重点省份还面临较大偿债压力。

房地产既是投资，也是消费。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与房地产市场走势关系很大。由于房地产上下游链条长、涉及面广、影响大，房价下跌，相关方面都受影响，不仅消费没有上去，而且相关的产业投资、各领域投资也受影响，最终成为内需不足的重要拖累。房地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约20%，自2021年下半年起，房地产各项指标增速开始下滑，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大幅负增长，2023年延续负增长态势，全年下降9.6%，去年下降10.6%。

供给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兼并重组困难、新兴行业重复建设严重，服务领域供给不足等。

界面新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哪些时间段也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当时主要采取哪些措施应对？这一轮总需求不足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尹艳林：粗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3个时间段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1997年7月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明显，使外需减弱、内需趋缓、经济增长受阻。从1997年10月起，市场物价持续低位运行。针对这种情况，1998年中央果断决定调整预算，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到2002年累计发行6600亿元。同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消贷款规模控制，1998年以来五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此外还出台房改、开办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信贷、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等政策，由此带动经济景气回升，通缩减缓。

二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正式爆发，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出口大幅下降，经济增速陡然下滑。中央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出台实施一揽子计划，两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同时四次降准，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些举措实施后，我国经济经受住了考验，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物价总水平涨幅5.9%。2009年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2010年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2009年、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7%、10.3%，物价涨幅分别为-0.7%、3.3%。

严格来说，新一轮的需求不足是从2021年开始的，与前两次有明显不同。一是背景不同。1998年、2008年扩内需是分别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这次主要是针对国内需求增长乏力、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低迷等情况。

二是政策重点不同。前两次主要是通过拉动内需来应对外需收缩，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靠投资拉动经济；这一次重点既有提振资本市场、稳定房地产、帮助地方化债，还有全方位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

三是政策手段不同。虽然都增发了国债，但这次更重视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出台了10万亿元的一揽子化债计划，降准、降息以往也采用过，但这次力度相对要小一些。同时，这次创设新的政策工具包括支持股市的创新工具。

建议取消过时的购房购车等限制政策

界面新闻：中国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制约消费的因素有哪些？未来如何提振消费？

尹艳林：消费率高低，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是一个相对指标，投资增长慢，消费率就上升，投资增长快，消费率就降低，比如202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9%，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为-0.2%，当年消费率就由上年的54.1%下降为53.5%。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消费率高低，可能还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发展起步阶段，居民消费水平较低，恩格尔系数较高，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消费率相对较高，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最终消费率在65%以上，高于目前近10个百分点。总的来看，消费率的变化是一个客观过程，动态分析消费率变化时，要看投资消费增长的此消彼长；静态比较分析时，要看发展所处阶段，不能简单类比。

从总量上看，当前在一定意义上消费不足并不是收入问题。近年来，住户储蓄存款增加较多。2019年-2024年住户存款累计增加69.97万亿元，2024年末住户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151.25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4.26万亿元，居民储蓄增长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增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消费倾向边际递减规律在起作用。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直接用于消费的份额自然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3.9%下降到2023年的29.8%。二是基本生活消费趋于饱和，2023年末，全国居民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空调、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家用汽车分别达到251.9部、145.9台、107.8台、103.4台、44.5台、49.7辆。三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高收入人群更多将收入用于投资理财，而不是当期消费，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过4亿人，这部分群体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上升，而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群体所占比重下降，导致总体消费倾向出现下降趋势。

当然，从结构来看，收入增长预期在其中起到重要影响，特别是疫情期间经营活动受到直接打击而没能挺过来的部分个体工商户、业主或企业，不仅收入锐减，还可能背上大量债务，至今未能缓过气来，导致投资和消费能力下降，收入预期下降。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财富效应的消失，特别是股市和楼市的财富效应消失。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借贷意愿降低，避险情绪增加，当期消费和对未来投资更加谨慎，甚至主动去杠杆，提前还贷，收缩资产负债表。

未来提振消费，除继续实施好 “两新”政策外，关键在于打破隐性消费限制，取消过时的购房购车等限制政策，系统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提振消费就是要设法把已有的居民存款“引出来”，把新增储蓄降下来，把消费信贷搞上去，健全消费增长的内生机制。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形成财政金融政策合力，为提振消费创造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进一步稳定居民的财富水平，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努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发挥“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此外，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减少文化演出、教育等服务领域不必要的前置审批条件，释放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潜在需求。创新更多新型消费场景，积极发展新型消费。

界面新闻：通过基建拉动宏观经济增长还适合未来的中国经济吗？

尹艳林：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并不意味投资不重要，有效投资对于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仍然起着关键性作用。我国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潜力仍然非常大，投资增速放缓不意味着投资空间收缩，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仍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比如许多建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交通、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正进入老化期，其中路龄超过15年设计年限的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占比超过50%。

未来可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据感知、传输、存储、运算能力，适度超前研究布局低空智能网联等基础设施，推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实施好城市更新、城市地下管网管廊等设施建设改造实施方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十五五”规划期间可安排类似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的大项目，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稳经济促增长的关键作用。例如，这5年城市地下管网管廊设施建设改造投资资金预计高达4万亿元以上。

界面新闻：未来房地产在总需求中扮演什么角色？

尹艳林：房地产既关系消费需求，也关系投资需求。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许多行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除带动上游的水泥、机械、钢铁、木材、玻璃等行业外，还带动塑料、汽车、家电等派生需求，相关的行业多达60多个。据测算估计，我国每年钢材的25%、水泥的70%、玻璃的70%都用于房地产开发建设。在房地产开发建设中，仅住宅建设需要的建筑材料和零部件就达2000种以上。每增加1亿元的住宅投资，其他23个相关产业就相应增加投入1.479亿元；住宅消费的提高能带动建材、化工、家电、装饰及家具等生活资料和生活消费资料的相应增长，其比率大约是1:6。

未来房地产在总需求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根据七普数据，我国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76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仍有差距；据保守估算，我国每年大约有1%即14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些新增的城市人口，都有住房需求，是刚性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品质改善以及区位改善等各类改善需求，均仍有空间，据有关测算，未来十年年均改善性潜在需求将在5亿平方米左右，成为未来住房需求的主导因素。

房屋是有寿命的，设计使用期往往只有50年或60年。2020年末我国仍有35%的家庭住房是在1999年前修建的，按住建部披露的2022年全国城乡房屋建筑存量近6亿栋简单推算，我国有约2亿栋房屋楼龄超过20年。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也将为房地产市场注入大量需求。

“内卷式”竞争治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显不同

界面新闻：此次政治局会议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如何理解“内卷式”竞争？下一步治理“内卷式”竞争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尹艳林：“内卷”一词最初源于网络流行语，近期多被用于描述行业发展中以竞相压价、低价血拼为主要特点的过度竞争、无序竞争现象。“内卷式”竞争本质上属于恶性竞争。

治理“内卷式”竞争，要规范政府行为，实施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各地要立足自身条件，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优化产业布局，避免盲目重复建设。要完善市场监管，实施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严厉打击恶意比价、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鼓励企业纵向整合与横向兼并，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市场有效出清。要强化行业自律，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倡导合法、公平、诚信的行业竞争。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坚决防止恶性竞争。

难点是如何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以市场化方式促进兼并重组。要通过鼓励并购重组等方式推动市场化出清。规范政府行为还是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核心就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

界面新闻：市场将治理“内卷式”竞争和此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比，如何看这种对比？二者有何异同？

尹艳林：不能简单地将治理“内卷式”竞争和此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比。虽然二者都是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一是宏观背景不同。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同时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现实经济情况也是，2012年-2016年PPI同比涨幅分别为-1.7%、-1.9%、-1.9%、-5.2%、-1.4%，而CPI同比涨幅分别为2.6%、2.6%、2%、1.4%、2%，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7.8%、7.7%、7.4%、6.9%、6.7%。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内需不足，总量不平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结构性矛盾并不居主要地位，只存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CPI已连续两年多在0附近徘徊，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二是涵盖行业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侧重于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化工等传统行业去产能，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旨在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而这一次治理“内卷式”竞争主要针对光伏、锂电、新能源车等新兴行业，主要注重技术创新和产品差异化、促进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等。

三是政策举措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如强制关停、指标置换等，主要通过严禁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等进行产能压降，部委牵头渐次出台钢铁、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石化等行业的纾困方案，而这次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政策举措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加注重法制化、多样化，采取公平竞争、审查等法制化手段，以及行业协会自律公约、强化行业标准引领等方式，不会通过简单的产能退出等方式推进。

界面新闻：市场对治理“内卷式”竞争也有疑虑，认为与稳增长存在一定冲突，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失业问题，对此如何看？应该怎样妥善处置？

尹艳林：“内卷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为价格竞争或低价竞争。不过，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低价竞争，一种是由于内需收缩而出现的传统行业的低价竞争，比如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的竞争加剧，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则对出口带来冲击。在需求端尤其是内需疲软的情况下，产能扩张带来的产出增长难以被市场充分吸收，导致供给相对过剩问题变得格外严峻，许多企业迫于无奈只能选择通过降价来消化库存。

另一种是由于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大量扩张，供给短时间内超过现有需求而出现的新兴行业低价竞争，比如以光伏制造业为例，目前国内产能已超过总需求，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各环节产能均处于较严重的过剩状态。当然，这里面也有由于技术迭代加快，而出现的产品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的低价竞争。

对上述两种低价竞争的治理，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一种是扩大内需，增加需求，从而提高产品价格，使市场回到正常状态，这将有利经济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而对新兴行业的低价竞争，扩大有效需求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行业“内卷式”竞争的症结，主要是采取行业自律方式，依法依规查处不正当价格竞争，抑制一些产能的释放，或控制一些新增产能，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些行业的增长，但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必须的。

四方面推进深层次改革

界面新闻：如何理解深层次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尹艳林：深层次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密切。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是结构性问题，推进深层次改革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深层次体制机制中，有三对结构性矛盾：

一是政府和市场之间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谓“决定性作用”，是指市场在所有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商品价格拥有直接决定权。这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而是谁是决定力量、谁是辅助力量的问题，是该谁决定的问题。政府决定多，市场就小，就发展不起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二是国有与民营之间市场主体的结构性矛盾。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是现实经济中两种最基本的微观组织形式。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如何做到一视同仁，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也是最深层次的改革议题。

三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不仅阻碍了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就必须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农村的各类要素市场化。要建立城乡之间各种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引导城市资本下乡。要深化城乡一体化改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为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创造制度条件。

界面新闻：当前深层次改革面临哪些挑战，“十五五”期间应该重点推进哪些改革？

尹艳林：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一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有效推进改革、使改革真正能够深化面临着现实挑战。我们说改革越深、阻力越大，随着改革向深推进，触及利益核心，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弊端和既得利益障碍就会越发凸显，各种矛盾交织叠加的状况也就更为复杂。

二是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在相关的基础和配套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恰当的改革路径、使一些重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也面临着考验。比如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必须进一步消除城乡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差距。

三是改革正处于顶层设计和试点经验互动期，如何使试点的方向符合顶层设计的要求而不出现偏离，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试点的泛化、形式化、长期化、利益化都将降低改革的效果，拖延改革的进展，这是当前改革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

四是出台的改革方案越来越多，狠抓落实、避免出现地方改革空转的任务日益加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300多项改革任务，并明确要求在2029年前完成，从时间来看，正好与“十五五”大部分的时间段重合，完成好《决定》部署的改革任务将是“十五五”期间改革的重点。从推进深层次改革来看，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创新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民营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效率已得到充分证明，下一步需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保护民企发展的积极性，稳定市场预期。

二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依法依规治理无序竞争。打破行政垄断、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四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顺应全球变革与竞争，按照 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要求，调整国内规则（如国企竞争中性、数据跨境流动），以制度型开放融入国际循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