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 记者 李明会 北京报道

　　入伏后的北京，闷热潮湿，在北京某核心商圈，“低碳出行领自行车”活动正酣。不同寻常的是，前来发放自行车的竟是银行员工。

　　“办信用卡就送自行车。”现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最少两张办理两家银行的信用卡就可以免费领一辆自行车，13张就能将标价近3000元的某“网红”款公路车骑回家。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抱团”展业。摊位前，一排排自行车整齐排列着。就在记者疑惑现场只有8家银行、一个人如何办理这么多信用卡时，该工作人员补充道，“只要办的卡够13张就行，两三个人一起来办也可以。”

　　豪礼刺激下，不少客户现场开户办理信用卡。前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末时一天能送出二三十辆自行车。

　　然而，这街头的热闹景象，却与行业数据形成强烈反差。截至2025年一季度，信用卡发卡量已连续十个季度环比下滑，叠加不良风险暴露，信用卡业务整体仍未走出低迷周期。

　　退潮

　　“这行现在太卷了，表面看自行车是免费的，但其实是员工买单，各家业务员自掏腰包一起凑钱买的。”赵毅对《华夏时报》记者坦言，这种联合展业是行业普遍现象，但并不合规。“上面的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业绩压力大。”

　　2024年，赵毅终于下定决心辞去了某股份行信用卡中心的推广工作。在此之前，他曾供职于多家股份行，在信用卡行业摸爬滚打了五年。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常说“太卷了”，当初与他一道入职的年轻人，也早已离开了这个行业。

　　“2018年我刚入行的时候，推广信用卡基本没什么成本。办信用卡不送礼物，客户也能接受。但现在不送开卡礼，推销寸步难行，一张信用卡对我们来说成本能到200块钱。”赵毅有些无奈，“竞争还是太激烈了。”

　　他这段不算太长的职业轨迹，寥寥数笔，简单勾勒出我国信用卡行业深陷转型阵痛的轮廓。

　　2018年，我国信用卡发卡规模年增速超10%，如今六年过去，这一数据早已由正转负。央行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已降至7.21亿张，连续第十个季度下滑，与2022年高峰期的8.07亿张相比，减少了8600万张。

　　当下，信用卡行业踏入存量博弈深水区。市场增量见顶，单纯依靠优惠刺激的获客模式早已失灵，即便投入更多开卡礼预算，新增发卡量也难现昔日高增长。

　　“现在客户没办卡激情了，虽然现在办卡礼物比以前丰富不少，但客户越来越不感冒了，效果差了不少。”一位股份行信用卡工作人员对记者感叹，“工作太内耗，每天醒来都得想去哪儿摆摊。”

　　与此同时，信用卡逾期加剧，不良风险暴露，且其不良率显著高于其他零售贷款产品，成为银行资产质量的潜在风险点。截至2024年末，信用卡不良率攀升至2.33%。

　　从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来看，截至2024年末，这一指标攀升至1239.64亿元，同比增长26.31%，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43%。

　　所谓“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就是很多人用信用卡消费后，没按规定还上最低还款额，而且从该还钱那天开始算，超过 181 天（半年）还没还上的本金总数，这里面不包括银行已经当作损失处理的钱。该指标自2024年第一季度突破千亿元后，已连续四季度在1000亿元以上，并创出年度新高。

　　卡数量收缩、资产质量承压之下，银行不仅要算好这背后的经济账，也要在变革中寻找业务价值的新平衡点。

　　异地信用卡分中心首当其冲。过去，它曾凭借强大的地推团队，通过街头巷尾的推广摊位、写字楼内的专员陌拜等线下获客方式，短短数年便让信用卡业务快速铺开全国，如今也随着发卡规模收缩落幕，信用卡业务也由过去的集中直接经营回归分行属地经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显示，2025年以来，获批终止营业的银行信用卡分中心已超40家。甚至，一天之内，就有6家信用卡分中心获批终止营业。

　　信用卡权益缩水同步到来。今年以来，已有十余家银行官宣调整旗下多款高端信用卡权益，如不再享受国内指定机场贵宾厅服务、下调里程兑换比例、削减汽车道路救援、医疗救援等。也有的银行通过提高使用门槛、优化适用范围等对旗下高端信用卡权益进行优化，例如调整后，有的高端信用卡在原先10000永久积分兑换主卡年费、5000永久积分兑换附属卡年费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卡需消费满18万元、附属卡需消费满10万元的门槛。

　　同时发生的，还有停发部分联名信用卡。从哪吒、Hello Kitty等热门IP，到樊登读书、网易云音乐等多种应用，再到让年轻人“薅羊毛”到手软的实体商超、线上电商和外卖，“万物皆可联名”的联名信用卡吸“粉”无数，一度成为银行的揽客“神器”，如今却在连年批量消失。仅今年以来，就有多家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官宣停售旗下近百款信用卡，其中联名信用卡成为主力。对于为何停发，银行给出的答复多为“业务调整”“合作到期”或“更好提升服务质量”。资深信用卡专家董峥分析，银行停发联名卡多因合作授权到期且双方无意续约，且停发产品多为发行量少、活跃度低的低效卡种。

　　变局

　　作为深耕信用卡领域的研究者，董峥骨子里还是位不折不扣的“卡痴”。如今他手里的信用卡不下十张，但对他而言，最值得珍视的还是1994年的那张中行信用卡。

　　1985年3月，身处沿海开放特区的珠海市分行成立了我国境内第一家信用卡经营公司——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并发行了中国内地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

　　这张“横竖”只有53.98毫米、85.60毫米的小小塑料卡片，分金卡、银卡两种。卡中间，一条白色间隔带将卡片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上半部分三分之一是红色底，整个下半部分为金色或银色，卡号及有效期限都打印在下半部分。这种设计后来也被许多银行的提款卡所模仿、借鉴，成为一种标准模式。

　　不过，彼时的中银卡仍需“先存款，后消费”，金卡每户开户预存1000元，银卡预存300元，虽未达到真正意义上“先消费，后还款”的透支功能，但依旧迈出了中国信用卡的第一步。

　　中行发行首张信用卡后，工行、建行、农行、交行等国有银行陆续发行信用卡产品，长城卡、牡丹卡、龙卡、金穗卡和卡等银行卡品牌相继问世。不过，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级阶段，从居民收入到消费观念，都无法达到信用卡产业大发展的基础，彼时信用卡仍以准贷记卡为主，持卡人需预先将钱存入卡中才能进行消费。

　　董峥也在这个时期拥有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

　　在那个年代，办理信用卡远不如今日便捷，相比现在一张身份证就能下卡，那时候办卡还需要有人担保。董峥告诉记者，当时，在亲人的担保下，他才拥有了一张带有万事达标识的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张小小的卡片仍被他保存完好，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人生中的第一张信用卡，还是他与中国信用卡发展同行三十余年历程的见证者。

　　当时的信用卡还不能“刷”，只能说是“拓卡”或者“压卡”。

　　“那时候用卡结账非常费劲。”一位1988年长城国际信用卡持有者表示，早期的信用卡没有芯片，甚至也没有磁条。用的时候要把卡片放在一台“验证机”上，把卡片上凸起的号码拓印在一张专用纸上，如果没有机器就手抄，然后持卡人再签字，收款员要仔细核对签字与卡上预留签字是否相符，然后再翻一本厚厚的名单看是否在里面。当时也只有寥寥几个地方可以刷卡，非常不方便。

　　1993年6月，国务院启动了以发展我国电子货币为目的、以电子货币应用为重点的各类卡基应用系统工程——金卡工程，为后来中国银联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5年3月，广发银行推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符合国际标准的VISA信用卡，无需先存款再消费，促进了中国信用卡与国际接轨。

　　1999年，董峥入职某国有大行担任信用卡发卡业务员，第二年他在国内首创“摆摊”办卡营销模式。

　　董峥告诉记者，那时候，他周末常去北京双安商场摆摊，因为逛商场的多是在外企工作的白领，是信用卡的优质客群。平日里，他更多是去国营企业、中央企业做地推。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企业，董峥直言，“信用卡是要选‘人’的，和储蓄卡或借记卡能够一人一张不同，信用卡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办理的，需要‘挑’人，看持卡人有无工作、工作好不好、是否具备稳定的收入。”

　　2002年，中国银联在上海成立，开启了我国银行卡产业联合发展的新篇章。次年，在银联助推下，银行卡跨地区、跨行联网通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有340余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联网通用。国内信用卡市场也迎来了百花齐放。这一年，信用卡发卡行扩展到10家，发卡量猛涨3倍至400万张，也正是在这一年，各家银行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信用卡业务迅速崛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信用卡以星火燎原之势，成为推动银行零售营收增长的核心。

　　当时，各大银行普遍采用“人海战术”，以“摆摊”“扫楼”等传统地推方式“跑马圈地”，各家信用卡都在拼速度，抢占市场，信用卡的申请门槛放低，各种积分权益纷至沓来，信用卡逐渐从少数精英人士使用的“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信用卡行业规模狂飙。2009年底，境内开办信用卡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达58家，信用卡发卡量突破1.85亿张，是2003年的46倍之多，当年交易额达3.5万亿元。来到2022年6月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8.07亿张，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7张。

　　不过，迅速扩张的规模，并未扭转持卡人的消费习惯，信用卡使用率并不高。在信用卡高速扩张时期，曾有政府官员表示，城市很多百姓的皮夹里有好几张信用卡，但使用率并不高，有统计资料显示，信用卡消费仅占全省总消费的3%。

　　更有大量信用卡在被激活后，从未被用户使用，部分银行的睡眠卡占比高达30%以上。

　　与此同时，信用卡的坏账风险也引发业内关注。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从2008年末的33.77亿元攀升至2024年末的1239.64亿元，16年间该项数据增加了35倍。

　　信用卡市场也已相对饱和。彼时，董峥以2019年用卡量7.46亿张与估测实际持卡人数量5亿人计算，人均持卡量约为1.5张（7.46亿张/5亿人=1.49张/人）。

　　为整治过度发卡和睡眠卡问题，推动行业健康转型，2022年7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所谓睡眠卡，即连续18个月以上无客户主动交易且透支余额、溢缴款为零的信用卡。该通知明确要求银行不得以发卡量等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且睡眠卡比例不得超过20%，同时亦明确，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新增发卡。

　　“当时各家都在比较发卡量，受清理睡眠卡影响，各家发卡量都有所降低，但如果降幅过大的话，排名就会受到影响。”王蕾记得，当时负责发卡部门的领导也在思考如何盘活存量。

　　王蕾是在2009年加入某国有大行总行信用卡中心的，入行后，正值行业上升期，她所在的国有大行各项信用卡指标均名列前茅。

　　王蕾告诉记者，在清理睡眠卡的同时，她所在的银行也针对睡眠卡客户开展了激活，通过主动关怀，主动触达客户，主动为客户送上权益。“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智能运营，也就是通过系统自动抓取这部分睡眠客户，将数据提取出来，然后再通过一些服务和权益精准触达激活客户，比如提供刷卡金，在客户生日时发送生日祝福等。”

　　重塑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2年信用卡行业加速清理“睡眠卡”，为总量挤去大量水分，此后信用卡数量一路走低。由此不难得出结论：2022年是信用卡行业的转折之年。

　　不过，作为一名信用卡资深从业者和管理者，王蕾却有着不同的视角。在她看来，2010年才是真正的转折点，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加速推进了银行转型。

　　从2010年开始，市场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移动支付迅猛发展，消费者愈发倾向于使用手机支付，特别是在小额消费场景中。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类信用卡”消费信贷产品接连亮相，在消费支付的广阔赛道上争相抢占市场份额，特别是年轻用户。支付宝2020年发布的《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中国近1.7亿90后中，有6500万人开通了花呗，也就是说每10个90后就有近4个在用花呗消费。

　　一位95后花呗用户向记者表示，在淘宝购物时使用花呗十分便捷，比如退货时可直接取消花呗账单，既无需自己先行垫付，也不必等待平台退款；同时，平台会根据她的消费习惯授予较高额度。

　　也有95后向记者表示，在京东白条推出购买电子产品分期免息后，她对信用卡的使用频率明显下降。不过她同时表示，在海外购物、出境游方面，刷信用卡还是首选。

　　王蕾也在2017年敏锐察觉到大环境变了，并且这时候各家信用卡权益基本相似，已经不适合“跑马圈地”了。

　　同时，面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竞争，王蕾表示，“这时候就不能像以前一样‘跑马圈地’，而是要精耕细作。”

　　她坦言，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信贷工具，为年轻人的消费场景提供了丝滑的支付体验。不过她同样表示，年轻人可能对利率价格不太敏感，比如第三方支付平台在营销时采用的是“日利率多少”的话术，如果精打细算来看，还是银行更合适。

　　2010年后不久，王蕾所在的国有大行已着手探索与互联网公司在精准营销获客、准入授信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又在十四五期间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她告诉记者，该行在这场席卷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中起步较早，从最初依托大数据驱动的“千人千面”精细化运营，到如今着力打造数字化全链条运营“样板间”，通过构建丰富的金融与非金融场景，已在各分行广泛落地应用，并产生良好效果，有效激活了客户绑卡（即将信用卡绑定至各互联网平台）、消费及分期等核心业务指标的增长动能，形成了显著的业务带动效应。

　　如今，“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在王蕾看来，信用卡量的规模还是要有的。毕竟若缺乏规模支撑，信用卡的交易额与营收利润便难以实现增长。信用卡的核心属性终究是消费，其消费金额、分期规模及不良率，不仅是衡量业绩的关键考核指标，更是监管层面重点关注的核心指标。

　　而规模大小，同样是信用卡业务在消费金融领域地位高低的直接体现。一些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年轻人在抛弃信用卡”，但是从总规模来看，截至2024年末，信用卡应偿信贷总额为8.71万亿元，而消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1.35万亿元，信用卡信贷总额是消金公司贷款余额的近5倍。

　　“由此可见，尽管信用卡业务遭遇了发展瓶颈，但是信用卡作为消费金融业务的重要‘利器’的地位还是难以撼动。”在董峥看来，信用卡的精妙之处在于，对消费者而言是资金的流动工具，对商户而言是消费的支付渠道，对银行而言是信贷的循环载体。“这种三位一体特性很少有金融产品能同时做到。特别是循环信贷功能，让信用卡不仅仅只是一个支付工具，更是一个重要的小额消费信贷功能的金融产品。”

　　“一些年轻客群口中的‘抛弃信用卡’，更多的是代表实体卡的使用减少，而在各类支付平台绑定的信用卡交易规模并没有下降太多，在大众日常生活消费中仍然是主要的支付工具。”董峥如是说。

　　展望未来，王蕾认为存量时代信用卡要赢得用户、留下用户，拼的还是支付体验、服务质量和权益。以机场贵宾厅权益为例，它能为持卡人带来优质的出行体验，但对银行而言成本非常高，所以在当前信用卡普遍权益缩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考虑如何针对不同的客群提供更合适的权益。

　　“对银行而言，技术能力的迭代升级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像大模型这类前沿技术的深度应用，正为支付体验的优化与服务模式的创新夯实底层支撑。”王蕾话锋一转，带着几分神秘对记者说道，未来，信用卡的创新产品或将在带来全新使用体验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多情绪价值。“你看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AR这些新技术发展这么快，谁也说不准以后会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董峥也表示，通过信用卡产品进行细分市场，将不同权益注入到不同产品中；同时一些高端信用卡还具有“身份”识别的作用，发卡银行可以针对性地提供精细化金融服务。

　　不过，董峥同时指出，当前信用卡权益普遍缩减，势必影响获客，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信用卡的差异化经营。他提出，不妨重新审视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政策，从中寻找到一条困局的“破解”之路。

　　2020年末，央行颁布《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该通知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0.05%/日的上下限。同时明确，信用卡透支利率由发卡机构与持卡人自主协商确定。

　　“信用卡透支利率可以出现完全的差异化市场定价，成为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三十多年来对透支利率市场化的一次重大变革，一定程度上为信用卡业务实现了松绑。”然而，董峥表示，这个政策出台后，在业内反响很小，从对信用卡业务的跟踪情况来看，在发卡银行中落实这个政策的银行为数不多，恐怕一些银行都不清楚这一政策的含义。目前能看到在透支利率上打折的信用卡产品，仅有昆仑银行信用卡的透支利率0.04%/日等为数寥寥的一两款产品，也算为中国信用卡业务带来一丝变革的微风，却没有形成热潮。

　　董峥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这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现行的信用卡透支利率政策下，受到债务逾期卡民投诉的压力所致。”

　　“这部分卡民向发卡银行提出对其逾期账务提供挂账停息、延长还款分期期限的要求，甚至编造各种借口、借助‘反催收联盟’等违规手段，希望向银行施压以满足其要求。而一旦达不到满足就向上级监管进行投诉，就大概率地可能会获得减免。”董峥解释道，发卡行面对这种局面，要么按照之前0.05%/日标准可以获得透支利息，要么就可能通过“协商”只能获得本金偿还。这样的话，发卡行对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定价缺乏积极性，也就顺理成章。

　　这背后考验的，或是银行精细化运营与差异化定价的能力，特别是服务下沉客户的能力。

　　在该政策刚发布时，就有一位股份行人士直言，虽然开放透支利率上下限，但银行很难立即调降利率。“优质客户不借钱，征信有瑕疵不敢给，短期内没那么快见效，这是一个长期影响。”

　　北京街头，还有一排排自行车等待被领走。这也恰似信用卡行业当下的缩影——看似热闹的促销背后，是存量时代不得不面对的转型考题。

　　从“跑马圈地”的规模狂飙，到“精耕细作”的存量博弈，中国信用卡行业正经历着四十余年来最深刻的蜕变。当发卡量的数字不再是唯一追逐的目标，当“睡眠卡”的水分被逐步挤干，行业的目光终于回归到信用卡的本质——作为支付工具的便捷性、作为信贷产品的适配性，以及作为服务载体的温度。

　　信用卡作为消费金融的重要载体，其连接消费需求与金融服务的核心价值并未褪色。未来，它或许不再以“人手N张”的规模论英雄，却可能以更智能的体验、更精准的服务、更灵活的模式，无声嵌入大众生活的肌理。这场始于流量争夺的行业变革，终将在用户需求的锚点上，寻得新的生长逻辑。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受访者赵毅、王蕾均为化名。）